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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电影如何书写历史?,矢内里华

2019-11-07 19:21来源:综合新闻次阅读

摘自《返归未来》

“作为主旋律献礼题材,《我和我的祖国》应该说超预期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多数时候,它能做到以小见大,在细微处寻找和激发宏大的情感,与观众的爱国情绪和民族情节产生共振,不刻板、不说教,姿态柔和,春风化雨。

吴子桐:近两年集中出现了一批以20世纪初期重大历史 事件为题材的电影,如《十月围城》、《辛亥革命》、《建党伟业》 等等,在后冷战时代,这种革命历史的重新讲述和再现有哪些特点?它们又是如何成为主旋律商业化的典范的?

杭州市拱墅区丽水路58号

地址:

陈德森导演作品《十月围城》,2009

而对我来说,更加有趣的是主导这一形态的启动力量。我常引证一个理论表述:“真相在表面。”《建国大业》的幕后故事,就在片头字幕之中。

1.

这次不再有“红头文件”保障,不再依靠政治动员,完全是在电影市场意义上的成功。从2009年的《建国大业》开始,到2011年的《建党伟业》和《辛亥革命》,形成了“重大题材”、 献礼片的新的叙述范式。

这中间,《集结号》是最成功,也是最高明的例子,影片建构了一个从外在到内在的自我改写和自我抹除的过程。剧情细腻地铺陈,让九连战士一步步地换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军装、换用了国民党军队的武器,令其逐步获得了《拯救大兵瑞恩》或者《太极旗飘扬》式的“现代军人”造型——当然,这样的造型是为了让影片获得美片或韩剧式的场面调度和剪辑速度,服务于新一代观众喜爱的酣畅淋漓的战争场景。

但是,类似外在的改观就意味着对这场战争(解放战争或者全面内战)的特殊意义的改写:国共两党对决所包含的意义,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抉择、阶级动员的不同方式,都悄然蒸发。

“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但五指山的红线,依然牢牢立在那里。 ”

这些年,对“主旋律”电影,我们并不陌生。从 2009 年的《建国大业》到 2011 年的《建党伟业》和《辛亥革命》,似乎每到一个周年,就会有类似的影片引起热议,在此基础上,《我和我的祖国》完成的不是一次颠覆,更像是一次“内生型进化”。

尽管这无疑是一个“保镖”故事的变奏,但影片却明确地坐落在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之上,因此,一个《赵氏孤儿》式的“舍命舍子”的叙述便被赋予了一份确切的(而不是“伪托”某朝某代)历史感,因而负载着与此前香港电影不同的、强烈的国族认同。

戴锦华:电影如何书写历史?,矢内里华

国庆档几部影片当中,《我和我的祖国》成为最大赢家。豆瓣评分 8.0 分,猫眼 9.7 分,淘票票 9.5 分,口碑远超同类型影片,上映 5 天,票房已经接近 17 亿。

但是后冷战历史书写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以记忆的名义修订历史。它强调“小人物”记忆的真实,会不断强调这部电影是根据回忆录改编,那部影片是根据日记编纂。有趣的是,这种以记忆为名的、大规模的历史重写,确实成为新的历史书写的一个极端有效的方式。

文:戴锦华

而并列总导演黄建新的名号,则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以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著称的“第五代”导演已整体地改变了他们的社会立场与功能角色。

其次,《建国大业》给我的另一个启示,正是政治献礼片成功地采取了 “一般”的历史叙述逻辑,而不再是特殊的、差异性的逻辑。

韩三平/黄建新导演作品《建国大业》,2009

锦华: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一种权力的书写,所谓“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而记忆则似乎是个人化的,或者用福柯的说法,人民记忆是在某种意义上对抗历史的场域,或者说记忆是历史所不能吞没、规范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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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85dir 关键词: 电影 历史 如何 书写 戴锦华 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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